我认为，古代希腊和中国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对待竞争的态度。礼、中庸、和谐这些概念反映出中国人是多么希望避免竞争。中国人总是盼望一个稳定的、没有变化的社会。但希腊人崇尚竞争，在胜利的荣耀中找寻生命的价值。就在孔子去世那年，希腊打赢了反抗波斯的战争。胜利让希腊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优越的。这种自信在希腊的竞争文化中延续。 理性思维的兴起实际上发生在希腊的少数人当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知识精英对大众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荷马的作品比他们奇特的哲学更为人们所熟知。多数希腊人都依照传统生活，并时刻对其他城邦保持警惕。这些知识精英的思想经常被大众认为是危险的。公元前399年，民主制的雅典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罪名是 “不尊敬城邦所敬奉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以及“败坏青年”。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希腊的知识精英在大众中是多么不受欢迎。 尽管理性思维并不为多数希腊人所接受，但希腊社会的竞争性包容了这一少数派的兴起。而他们的思想最终改变了世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阶层会阻止人们为自己而思考，他们也能阻止人们思考。长期来看，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创新常常来自少数人。所以，容许思想自由的社会才能长盛不衰。 我认为，希腊学术思想的缜密来自于他们的辩论文化。任何人想要成功，都必须有能力通过讲演和辩论说服他的同胞。这种竞争促进了修辞的发展，并使论证过程更加合理。希腊世界的领袖都是演说家。当代西方沿袭了这一传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领导人首先都是演说家，比如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和克林顿。这同中国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的决策都是在统治机构内部形成的。这种领导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能说明中国同西方的差异。 文化可以改变，人也一样。在希腊文明的基础上，现代科学 16至17世纪在西欧兴起。当时，西欧人心目中的希腊形象就如同神明一般，尽管当时的希腊仅仅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小部分而已。当希腊独立战争在 1821年打响时，很多西欧人都加入了战斗，包括英国诗人拜伦，他甚至死在希腊。但希腊独立后，西欧人才发现，希腊人不过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西欧人的失望导致了这样一种理论，即现代希腊人是斯拉夫移民的后裔。但真实的情况是，文化已经改变了。帝国统治带来的是服从的文化而不是竞争的文化。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延续两千年的统治彻底改变了希腊。 得大于失 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竞争是好的。现在看来这观点稀松平常，但在三百年前却是革命性的理论。当时，各个帝国、各种宗教、各派哲学都在为限制竞争辩护——竞争意味着混乱，并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痛苦。在工业化之前，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以至于人一生都几乎察觉不到进步。如果蛋糕不能做大，竞争就变成蛋糕的再分配，这通常会带来一场负和的博弈。希腊城邦间无休止的战争就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导致了社会对恃强凌弱的认可，虽然这看来不道德，但却可以减少损失。在古代，帝国的兴起可以缓解竞争、减少破坏，所以在帝国建立的早期，经济通常会出现繁荣景象。 不过，尽管是在古代，生产力也还是处于增长之中。也许一代人不能觉察，但几代人之后就会显现出来。缺乏竞争的帝国最终会扼杀新思想，并使经济增长停滞。长年累月，人口的增加就会导致贫困，从而使帝国变得虚弱；在遭遇蛮族入侵时，崩溃也就无法避免。罗马帝国后期就变得极端衰弱，以至于依赖日耳曼人的保护。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毁灭罗马帝国实在太容易了。 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同时在西欧兴起绝非巧合。这一地区有很多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国家。有了竞争，哥伦布可以在被葡萄牙人拒绝后，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资助，去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印度的理想。如果当时的西欧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他的理想就无从实现了。新大陆的发现刺激了西欧的移民潮。而如果没有哥伦布的航海，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现代社会。总之，西欧的政治竞争促进了新思想的萌发。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增长日新月异，竞争带来的成本已经远小于它潜在的效益。今天，所有成功的国家都鼓励竞争。上世纪60至70年代，很多国家都在所谓“战略性行业”推行国有化，并限制竞争。最后这被证明是低效的。多数国家在上世纪80至 90年代重新推行私有化并引入竞争，使绩效大大提高。甚至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都不是一场浪费。虽然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美国可能为冷战付出了10万亿美元，看上去是极大地浪费，但军事技术的竞争带来了开创性的技术，如互联网、半导体和计算机。这些技术都是从美国的国防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它们给民用产业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超过军备竞赛的开支。 竞争同时展现了人性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人们总是会受到这样那样的诱惑去限制竞争。但是，没有竞争，人类会停止改善世界的努力，这将导致更大的悲剧。有时，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竞争看上去会造成浪费、混乱甚至不道德。但是，没有竞争，结局就是停滞。两千年前，在世界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希腊人选择了竞争的人生，不肯屈从于外来的帝国。这改变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