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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上海市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配合劳动合同法实施，上海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议网上审查和企业工资收入分配情况行政函告制度。今后，如果上海职工出现收入偏低等情况，政府部门将直接出面干预（《东方早报》11月29日）。此前，广东省也明确表示，从明年起，政府将通过工资立法强制企业涨工资。

广东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两大重镇，其做法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构建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应作为有效启动内需、矫正经济内外失衡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项关键性改革。

中国经济在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呈现出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都高于GDP增幅、惟独职工工资收入低于GDP增幅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这种局面随着油价、肉价、气价、楼价等的上涨更显刺目，不仅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市民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无疑，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这种跛脚状态下持续、平稳发展，职工工资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要求，迫切呼唤一个“加薪减税”时代的到来，广东、上海首先揭开此序幕，这也是对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直接呼应。

有人担心，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职工工资会影响企业自主权。但政府干预的形式多种多样，关键在于这种干预是不是依法进行的。

目前政府部门对工资的调控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最低工资标准。但在实践中，有些企业不是根据经营状况和效益制定工资标准，而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自己职工工资的标准，或是以每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作为调整工资的依据，出现了“最低工资最高化”的现象。二是政府建立了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但这一手段不具有强制功能，基本上流于形式。

除了这两种办法，政府调控工资的手段还有很多。其一，是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从严格控制企业劳动定额和员工加班等入手，增加就业机会，间接提高劳动者工资。上海的资料表明，职工的劳动定额过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两成人8小时完不成工作。通过提高定额的“计件工资”或者加班变相压低工资，已成企业通病，企业自行其是，没有统一规范。提高员工工资不妨从这方面找到突破口。

其次，通过法律做实工会,赋予工会更多和的权利，通过工会组织提高职工的集体议价能力。这一条是根本。在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和经济发展同步，特别强化劳工组织的作用。比如，《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明确规定了劳工组织拥有的与雇主在诸多方面的“交涉权”。韩国的工会组织也相当强悍，若物价上涨过快而工资没有“动静”，工会就会和资方谈判，以现代汽车为代表的一些公司，几乎年年罢工。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赋予职工和工会修改劳动报酬的“启动权”。

除此之外，政府通过有效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也能有效地促进职工工资增长。当务之急，是加快编织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网。公民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方面的保障能够“一网打尽”，将大大增强全社会抵抗物价上涨的能力。这张网既是垫高全社会工资底线的“薪酬保底网”，也是“社会稳定网”。此外，政府通过减税让利于企业、让利于公民，也必将起到“放水养鱼”、富企、富民以强国的根本作用。这方面，全国性的行动已经开始。《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将于2008年1月1日同时施行。据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介绍，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降到25%，而且规定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为20%，对高新技术企业设定了15%的优惠税率等，这些变化将带来减税的效果。据测算，2008年新税法实施当年我国财政减收大约为930亿左右。期待因税基过低而颇受诟病的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修改不久也能提上议事日程